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观察视角
2020-06-01 18:04:17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教授徐远所著的《从工业化到城市化：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丨上书房分享共读）
从工业化到城市化，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历史路径的概括，也是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目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恰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要完成经济转型，就要让城市接力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基于城市的理论很不完备，需要摸索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在经济下行、房价上涨的全民焦虑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40周年。这40年中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中国则从1978年白“一穷二白”，发展成2018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做对了什么，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奇迹”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这个“奇迹”的下半场将是什么样的局面？每个焦虑的中国人都在思索、等待一个答案。在上一年“北京清退”的整理中，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之下，这种不安沸腾到了一个顶点。
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作为研究经济变迁和城市发展的学者，我不是预言家，我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我所能做的，只是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梳理这40年的逻辑和拐点。
本篇文章罗列的是过去20年思考中国经济路径的一些要点，其中包含了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批评。谈不上什么体系，漏洞肯定很多，需要填充的内容也很多，只希望能为未来的研究，带来一点启发。
“工业化先行，城镇化接力”：中国发展道路的极简概况：
中国GDP增长率（1999-2017年）
站在这个历史的时点上，倘若我们梳理过去，展望未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和未来方向可以归纳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先实现工业化，再转向城市化，在我国的历史环境下，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目前看，城市化率还很低，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很低，城市化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潜力，动能来自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城市格局的进一步改善。
光荣与梦想归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就，根源在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快速的工业化，为我国带来了近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在基本实现了初级和中级的工业化以后，我国的工业制造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向高级的工业化迈进打下了基础。我国已经建成的工业化基础，使得我国具备了相当的经济硬实力和技术软实力，使得我们有条件、有可能抓住工业升级、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产业持续升级，成为经济强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先行，城市化接力”的发展道路。“工业化先行，城市化接力”，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未来方向的极简概括。在很多其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同时发生的，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我国的这一特殊发展路径，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由于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接入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可以快速积聚资源，快速动员劳动力和筹集、积累资金，倘若政策得当，有可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分证明了落后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性。
工业化取得长足发展以后，就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城市化接力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容器，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
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59%左右（2018年数字）。尽管如此，我国的城市化依然滞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有59%，但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1%左右，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的距离，离70%的快速城市化拐点也还有很大的距离，农民工市民化还有很大的空间。
过去已去，未来已来：城市化接力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重要变化，由工业化主导，转型为城市化主导，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反超”，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和服务业部门的“一个主导”。
首先，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三个反超”：大城市经济增速反超中小城市，消费型城市增速反超投资型城市，服务型城市增速反超制造型城市。背后的原因，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好，创新能力强，市场发育完善，内生的增长动力强，能够更好地对抗经济下行。在经济下行时期，大城市能够更好地起到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房地产价格发生了“一个分化”：房地产价格，由以前的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转变为“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不涨”。这一分化，与人口流动方向的变化一致。从2013年开始，尽管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趋严，但是难改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规律，人口加速向大型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流入速度减弱。
最后，服务业部门超过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2013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6.7%，超过第二产业的44%，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然后一直上涨，到了2018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2%。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国民经济的这一系列重要变化，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目前的人均产出已经达到9 000美元左右，早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离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步之遥，而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看，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已经过去，城市化接力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的精彩故事，都将围绕“城市化”这个主题发生。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源性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表现为工业化率偏高，城市化率偏低。比如说201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是1.4，世界平均是2.0，发达国家平均是3.4。这一比率衡量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程度，从这一比率看，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超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一基本特征，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一方面，我国工业化进程很快，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引进外资企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接入世界市场，快速积累技术、资金，与我国的劳动力优势结合，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工业的特点是可以快速复制，发展进程可以非常快。相比较之下，城市是复杂的有机体，难以通过简单复制快速进行，相对滞后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减慢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一基本经济结构特征，是我国一系列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源，包括投资占比大，消费占比低，出口占比大，服务占比低。这些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前面章节中已经逐一详细解释。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这些结构扭曲，根源在于工业化的相对超前和城市化的相对滞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倘若我国城市化可以进一步发展，这些结构扭曲将逐步得到修复。
实施低成本、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建设包容、高效、宜居城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这一美好目标的根本抓手，是顺应经济规律，节约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成本，实施低成本、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建设包容、高效、宜居的城市。
要科学认识城市建设中收益与成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城市的设施虽然昂贵，建设成本高，但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流量的支撑，可以持续分担这些成本，反而是可持续的。小城市的初期建设成本低一些，但是人口吸纳能力也低，服务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流量也低。相对于后期提供的服务流而言，小城市的设施反而是昂贵的，难以持续的。
低成本、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要求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提高城市整体效率和可持续性，不能片面强调小城市、小城镇初期建设的低成本，忽视后续发展中的高成本。小城市的这种低成本，是表面的、静态的，长期看是昂贵的、不可持续的。
要加大和优化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城市建设和管理能力的不足而排斥外来人口，阻碍城市化进程。经验证据表明，没有外来人口的城市，是没落的城市，是不会有活力的，更不会有创造性。
要推进人口城市化，除个别特殊城市的特殊区域，应尽快放开落户限制，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从城市的过客转化为城市的市民，更好地推动城市发展和进步。建议实施“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制度，缓解财政压力，利用新增人口产生的经济增量，动态化解决新增城市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源头在于顺应经济规律，节约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成本，实现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对于少数低收入人口，可以采取社会兜底的办法，精准扶贫，维护社会稳定。
探索和确立正确理论基础，破除片面理论的不良影响
只有正确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才能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要探索和确立正确的理论基础，破除片面理论的不良影响。
深入理解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历史上看，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三位一体的。城市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处于基础的、核心的地位。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容器。只有深入理解城市，才有可能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方向。
城市的本质，是建立在一套基础设施网络上的功能机构网络。由这双重网络构成的城市，能极大节约经济发展的成本，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增加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城乡协调发展，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城市处于网络的中心，乡村处于网络的外围。城乡融合，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有序流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分工网络，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方向。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深入理解城市之后的必然选择。
正确对待已有科学理论，破除片面理论的不良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实践，借鉴了现有理论的优秀成果，也对现有理论提出了反思和挑战。
适用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经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刘易斯拐点”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也仅仅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机制性的。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生搬硬套这种描述性的理论，容易给出误导性结论。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提高了城市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促使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居民的人力资本不断累积，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供动力。这是一个交互的、迭代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
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人口的城乡转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工业化的重要助力。但是也要认识到，这种转移，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城市于劳动力的吸纳，前提是城市的技术进步和工资水平的提高。
在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劳动力数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劳动力质量成为主要的矛盾，剩余劳动力理论不再适用，人力资本理论更加具有指导意义。这时候如果过度关注劳动力数量，对于劳动力质量的关注不足，容易得出悲观的、误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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