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充分做好应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要充分认识过去20年全球市场不断扩张的时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时间将成为常态，必须转变战略基点、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2. 我国战略机遇内涵发生变化，转方式迫在眉睫。许多大企业在上次大萧中诞生成长，这种成长和大国兴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调整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在新一轮技术增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

3. 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货币金融环境不能助长债务型经济过度发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坚持金融服务实际经济的本质要求。

4. 调整完善社会制度和政策，大力促进社会核心。当前欧美国家社会分裂，西亚、北非社会动荡的传染效应在信息化时代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化解我国社会矛盾的任务更加迫切。

5. 新形势、新任务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在我国转型升级任务极为迫切和市场经济制度仍然薄弱的形势下，要防止对危机发生原因和我国应对危机相对成功的误解、误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加快推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保护产权、打破垄断，开放市场，促进竞争，为尽快实现转型提供利益和激励保障。

6. 塑造良好民族文化，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国民文化素质是一国竞争力的内核，在我国发展爬坡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简朴诚实、艰苦创业、勤劳奋斗是防范危机的根本，安于享乐、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危机孕育的最佳土壤。

7. 在走出危机的激烈国际博弈中维护利益、适时出手。美国在大萧条和二站中，通过适时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战争，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我国也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轻易对外承诺，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

8. 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我国经过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现状和趋势，清晰界定我国的利益，突破现有的由西方国际设定好的制度规则框架，反映和传递与我国利益相一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关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重大国际议题的核心观点和主张。

• 货币金融视角的启示

1.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两次危机说明，宏观管理政策体系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发挥中央银行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无论是大萧条还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资产泡沫的初期，中央银行都没有及时应对。中央银行除了要控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还应扩展货币政策调控视野，关注资产价格膨胀、资本流动、影子银行衍生的流动性等因素对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潜在影响，以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

无论是在政策经济环境下，还是在危机期间，只有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得到充分有效的传导，政策意图作用于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路径才会通畅。当前晚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首要任务是完善信贷传导渠道。同时，应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使理论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2. 完善金融安全网，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规模迅速扩大，金融体系内不同行业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组织复杂、业务多元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系统重要性特征日益突出。目前，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更要处理好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两次危机的经验表明，设计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增强市场信心，减少挤兑和银行危机的相互传染，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我国要从体制机制上处理好行业发展、金融监管与消费者波阿虎直接的关系，避免为促进行业发展而偏离对消费者的保护。

3. 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的国际货币中心地位仍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维护没有稳定对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仍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也将受到更国际化的监管和标准要求。应该及时跟踪并评估国际准则偶同意的进展，分析其对我国的影响，并适时采纳对我国经济体系使用的国际准则，以便于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并提高世界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认可度。

1. 全球化趋势根本不会逆转。主要经济体诉诸大规模保护主义行动的可能性较小，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尚未遭到实质性调整。

2.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本次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国过度消费为主要驱动哪里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一是美国增长过度以来消费，二是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增长过度依赖美国市场。

3. 重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凯恩斯关于政府通过经济干预创造有效需求，从而引导经济走出危机的观点，对于严格奉行“自由竞争、市场自动调节平衡”准则的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虽然不同意凯恩斯将大萧条完全归咎于需求不足的判断，但其关于调整货币政策解决萧条问题的观点，同样也验证了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尤其是在危机时期进行积极干预的极端重要性。

4. 审慎对待信用扩张。信用扩张不一定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可能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如果消费者将持有的货币用于购买房地产和股票等吸纳能力比一般消费品更有弹性的资产，信用越扩张，资产价格越膨胀。

5. 加强社会保障和维稳工作。中国虽受到危机直接冲击，但危机后，我国面临艰巨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与经济转型风险叠加，同时国际经济的持续动荡和社会极端思潮的传播也将对社会造成潜在威胁。

6. 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阴云并未完全散去，这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二是过度协调，也可能加剧国内经济问题。

1. 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

对于分析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虽仍然有效，但凯恩斯主义者将政府对景气波动的干预常态化也是有问题的，而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凯恩斯主义则显得力不从心，还需要运用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在一个更一般的框架下讨论如何建立在建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更有效的制度。

我们既要相信市场，也要承认市场是有缺陷的。尤其对于刚刚脱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还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的“缺失”。

2. 韬光养晦还是赶超or竞争？

凡是能够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国际和地区，经济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相反，凡是跟美国搞对抗的国际和地区，不仅经济不能发展上去，甚至连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因此，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策略选择应当是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即以韬光养晦为主，并适度的有所作为。

3. 社会福利保障如何做？

两次危机的启示是：社会保障既不能缺失，也不能过度。社会保障缺失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消费不足，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过度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经济失衡，最终造成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美国此次的金融危机演变为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4. 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一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出现“金融压制”，从而导致金融发展滞后，并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往往容易出现“金融过度”，也会破坏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的发展必须合理适度，必须适应实体精进发展的需要，必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水平相适应。“金融压制”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金融过度”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1. 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平衡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仍然很重要，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牧区继续进行经济转型，提高要素配置要效率。

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如果不及时转型，原有的经济增长冻能力将逐步耗尽，短期的阵痛是为了长期可持续发展。

2. 收入分配和增长效率之间的平衡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却忽略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平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所以，重点是提高社会流动性，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创造均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避免社会结构固化导致的阶层固化。

3. 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平衡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基础，但仅仅是依靠企业自身是不够的，政府要科学的发挥监管职能。尤其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要制定科学的薪酬制度和评价体系。

4. 提供融资渠道和避免资产泡沫的平衡

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缺乏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同时实体经济因为多年超常投资形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注入实际的资金很容易转入流入规模本来就很小的金融市场，从而形成对泡沫的推波助澜。

5.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平衡

要更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化，根据我国现实，限制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使用，完善上市公司财务披露，进一步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和运营模式。

6. 链接部分与金融体系间的平衡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直接的链接部门是金融体系良好运转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变革之中，但链接部分却没有实时跟上，相关制度仍不完善。

7.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直接的平衡

拿捏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完善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浮出水面，最终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之中。当然，这需要时间。

8. 人民币的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平衡

随着世界资本市场国际化、一体化的过程，各国资本市场相互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再是独立、分割的市场，这样，一国资本市场发生的问题，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

作者：赵璐，经济学博士，上书房信息咨询公司合伙人，高级顾问